国医大师：刘志明

刘志明，出生于1925年，湖南湘潭人，国医大师。历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安门医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首批五百名老中医之一，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出生岐黄师承名医

刘志明出生于岐黄世家，其高祖是悬壶湘水两岸的名医，医术精湛，名闻遐迩，因出诊从不坐轿，常怀揣中药，步行出诊，被称作“刘四差马”。曾祖是国医刘碧泉，祖父、父辈都是当地的名医。刘志明就在这样一个中医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刘志明自幼聪颖，6岁上私塾，教书的老先生都是学问高深之人，属于一方名流。他白天在私塾学习《论语》《孟子》《大学》《古文观止》等，晚上在家诵读《内经》《难经》《伤寒论》；在祖父辈的严格要求下，他还诵读了《医学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等，得到了良好的古文熏陶。虽然对其中的道理不甚明了，但对经典医籍也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私塾教育与自学都为他后来学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5岁，刘志明的叔父为让其拓宽视野，拜湘潭名老中医杨香谷为师。杨香谷当时年逾六旬，行医已四十余年，临症经验丰富，医术高明，为人正派。刘志明在跟随杨香谷学习期间，白天待诊左右，晚上诵读经典，斗转星移中孜孜不倦地阅读历代经典及各家学说，从中汲取了大量知识并获得了宝贵启示。

当时刘志明随杨香谷出诊，足迹遍及湘江两岸。对于发热性疾病，杨香谷根据病程的长短，治疗分为早中晚三期，病期不同，治法迥异；或升降兼调，或寒温并用，或清通兼施。对于高热患者，往往两三服药下去，病人热退身凉，十分灵验。

杨香谷治疗发热性疾病的神奇效果，激发了刘志明学习温病的热情。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系统地学习了温病学的经典著作，如吴又可的《瘟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这使刘志明对于温病的发生、发展、传变、预后、顺症、逆症，治疗之常法、变法有了系统的掌握，并构建了诊治发热性疾病的知识体系，对以后治疗发热性疾病具有莫大的启发。

三年满师，杨香谷先生准其独立开业行医。在家族帮助下，刘志明在当地开了一家药铺，自此悬壶，踏上了行医的漫漫旅程。开业不足半年，就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赢得了病人的信赖，在当地崭露头角、声噪湘潭。

1944年夏天，日寇侵华战火燃及湘中、湘西一带。平民士兵死伤无数，伤者无处就医、备受折磨，死者尸横乡野、无人掩埋。由此导致战区瘟疫横行，尤其是发热性疾病，更是疯狂肆虐。19岁的刘志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遂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疫区，救治百姓。他凭借自身精湛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证经验，以升降散与达原饮合方为基础，随证化裁，很快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刘志明善治热病”的声名不胫而走，誉满三湘。

南雁北飞身担重任

1954年，卫生部从全国各地抽调数十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医名师进京组建国家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医研究院。由于医名赫赫，刘志明被点将入京，参加中医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医疗科研人员。

因擅长治疗热病，刘志明被委以负责创建全院八大组之一“传染病组”的重任。仅仅一年时间，“传染病组”已从无到有，并能初步担负起中医防治传染病的职能。1955年，石家庄、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患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刘志明受命于危难之际，率领全组成员主导全国中医防治乙型脑炎的工作，并在北京、浙江、辽宁建立起传染病医院。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疗效为人称道，在以后国内数次大面积传染病流行中，中医均作为一支重要的防控力量参与其中。时至今日，刘志明当年运用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力挽狂澜的事迹还为人津津乐道、难以忘怀。

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访问学者李致重教授在其著作《中医复兴论》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刘志明领队在北京、沈阳、浙江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时，年仅30出头。在中医大学林立的今天，‘非典’肆虐首都北京，有多少敢于横刀立马的年轻刘志明呢？”

刘志明的辛勤努力、无私奉献、卓越成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受到了国家的嘉奖。他曾先后荣获卫生部“中医药事业突出贡献奖”、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发的“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中国中医科学院颁发的“中医药科技进步奖”“建院特别贡献奖”等。2009年元月，北京市卫生局、市人事局、市中医药管理局为弘扬中医药学术思想，促进首都中医药事业长远发展，褒奖首都中医药精英的突出贡献，联合授予京城12位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称号，刘志明名列其中。

衷中参西开拓创新

刘志明一直有一个为中医开拓创新的梦想，他认为中医实现开拓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利用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中医学发展已历经数千年之久，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医学，其出现不过区区几百年，较之中医学，其历史可谓短暂。但西医学为何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得以迅猛发展、进步巨大，逐渐占据医疗的主导地位，就不能不引人深省。刘志明认为，西医学的快速进步，得益于它与现代科技的紧密结合，不断将其他学科的新发现、新成果转化成为推动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如在对疾病的诊断方法上，西医学不仅仅满足于视、触、叩、听，而是借助多种物理、化学的检查手段以弥补人体感知的局限。其许多诊断器械和化验方法，都是现代工业技术发展的成果。

刘志明指出，现代科技并非为西医学所专用，中医学亦可将现代科学有机融入其中，以此来作为望、闻、问、切的延伸。若借助西医的先进诊查仪器及实验室设备，一方面可以及早发现疾病，弥补中医直观感觉的不足，提高中医疗效；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检查结果的分析，进行微观辨证，丰富中医的辨证依据辨证内容。此外，还可根据治疗前后检查结果的改善情况，为中医疗效的判定提供量化指标，打破传统中医仅凭症状、体征进行疗效的评价，为中医的有效性、科学性提供令人信服的客观依据。

刘志明虽然提倡中医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但又十分反对依赖设备、仪器进行诊断，单凭实验报告处方用药的做法。他指出，中医要发展，一方面切切不可排斥现代科技、现代医学而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而应取彼之长、补己不足；另一方面，中医更不要妄自菲薄，抛弃特色，而应立足于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根本，在不脱离中医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现代科学技术中可用的成果和西医的某些检测方法，有选择地吸收过来，既为我所用，又避免西化。

刘志明还指出，开展中医科学研究既要掌握先进的科研技术，还要有正确的科研思路。然而，好的科研思路来源于临床，只有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总结经验，离开临床的科研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同样，好的科研思路，又要靠科学研究加以实施、验证、升华，离开科研的临床也将失去发展的动力、腾飞的翅膀。

数十年来，刘志明传承、发展中医一直坚持走临床、科研并重的道路。他治病重视先天，强调补肾，同时注意调理后天脾胃，以资化源。对心脑病证、肾系疾病、发热病证、湿热病证、老年顽疾等内伤杂病及外感热病往往穷源究委，敢于创新，另辟蹊径，每每出奇制胜，疗效显著。如对冠心病的治疗研究，他在临床中发现，冠心病为年老体弱者多见，其发病年龄与中医学肾元始衰的时间相吻合。据此，刘志明提出，冠心病的发病首当责之于年老正气亏虚，其中尤以肾元匮乏为要，此为本病发生肇始之因。肾亏又可致虚、寒、痰、瘀诸邪丛生，加重病情，最终发展成为危重之症。故当“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补肾”“通阳”“祛邪”三法结合治疗，并据此创制出通阳滋肾之方药。其后，其学术继承人刘如秀组建科研团队，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通阳滋肾方治疗冠心病的机理，并精心研制出冠心爽合剂。目前，该药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研究，亦是沿此模式进行。刘志明先是在临床上确定心肾阳气虚弱为其病机关键，拟定“通阳活血”为该病治疗大法，然后与其科研团队揭示出通阳活血方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机理，并成功研制出有效方药——强心复脉颗粒。该药现已获国家发明专利，并已完成成果转让。

心存高远意守平常

“不以物喜，坚持‘非我所当有者一毫不取’，豁达坦然；不以己悲，自守一块淡泊名利的‘净土’，超然物外。”这就是刘志明每时每日自己坚守的生活座右铭。虽然年逾九旬，但他仍旧自己动手写学术材料，洗衣、下厨样样自理，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上下六层楼不乘电梯。他时常教导家人子女、弟子门生，虽然“常人不可无欲，又复不可无争”，但私欲名利之心应加以节制，勿使过度，要多把精力用在事业上和工作上，不计名利得失，不计荣辱进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切忌“争名在朝，争利于市”。

上世纪80年代，刘志明出访墨西哥，当地高薪聘请他留下来工作，被他婉言谢绝。在旧金山换乘飞机之时，又有人重金邀请其留下主导研发工作；后来，日本、香港多家医疗、科研机构以优厚条件相邀，他皆不为所动。周围有人难以理解，称其为“怪”“愚”。对此，刘志明常常一笑置之，并不辩驳。

刘志明生活极其朴素，住房是几十年前医院分的，显得很陈旧。客厅靠墙是几张旧沙发，中间摆放的是一张一平米大小的小方桌。这些家具都是老式的，十几年不曾更换，显得很过时。唯独里间那个兼卧室的书房，虽然拥挤不堪，但却古色古香，气度不凡。那些厚厚的、线装的古典医籍，整整占据了房间三分之二的空间，大多数已被翻阅得有些破损，让人感到他拥有一个广阔而又深邃的精神世界。

2008年以来，北京市“3+3薪火传承”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刘志明名中医研究室”“名医名家传承工作室”相继正式启动，刘志明亲临指导学术传承工作，呕心沥血，2011年获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贡献奖。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责任编辑：李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