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古人类独立演化实证，填补旧石器时代“黑暗期”空白，解锁现代人起源新路径

2024年4月2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以其系统性的远古社会图景、突破性的学术价值及国际性意义，成为本年度唯一入选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东亚地区距今10万至5万年间旧石器文化的空白，更以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复杂的行为证据及独特的技术传统，为现代人起源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被誉为“改写人类演化史的教科书级发现”。

濛溪河遗址位置图与地貌远景

时空胶囊：揭秘7万年前的远古生活

位于四川省资阳市沱江支流濛溪河中上游的濛溪河遗址群，西距著名的“资阳人”遗址约35公里。自2021年因洪水暴露以来，考古队通过三年系统发掘，在遗址群核心区域（第1地点）发现了距今8万至6万年的连续文化层，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屑超20万件，植物种子、碎叶等遗存6万余颗，以及国内罕见的木器、骨器和赭石颜料。

遗址位于濛溪河平水位以下，饱水环境使其成为“天然文物保险柜”，完整保留了古人类的生产工具、食物残渣及行为痕迹。例如，碳化的剑齿象骨骼与烧过的橡果共存，揭示了早期人类对大型动物与植物资源的系统性利用；连续平行的刻划痕迹、穿孔的动物化石及赭石颜料，则暗示了原始艺术与象征性行为的萌芽。

全世界最早的接骨草

以核心遗址为中心，考古队在沱江、涪江流域发现70余个文化面貌一致的遗址点，构成以硅化木为原料、刮削器为特征的区域性文化体系。这些遗址点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浅丘地带，展现出早期人类沿水系迁徙、利用特殊石料的生存智慧。遗址出土的硅质岩小型石器组合，与东亚本土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一脉相承，与同期西方的阿舍利手斧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例如，遗址中95%的石器以硅化木为原料，通过锤击法制作刮削器、尖状器等工具，显示出对单一原料的深度开发能力。这种技术传统在沱江、涪江流域的广泛分布，证明了东亚古人类在技术演化上的连续性与独特性。

技术革命：东亚古人类的独立演化之路

濛溪河遗址群的价值不仅在于数量庞大的遗存，更在于其系统性地揭示了早期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挑战了“非洲起源说”的传统认知。遗址发现30余科植物遗存，包括核桃、葡萄、花椒等可食用物种，以及鸟类、鱼类、熊等动物化石，构成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最完整的“食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对水生动物（如龟、鱼）和大型食肉动物（如熊、虎）的利用证据，将传统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的“广谱革命”提前了数万年。火塘遗迹、烧骨堆及碳化植物表明，古人类已掌握控制火的技术，用于烹饪、取暖和防御。刻划符号、穿孔饰品及赭石颜料的发现，是东亚地区首次集中出现的早期艺术与宗教意识证据，暗示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遗址中清晰划分出石器加工区、动物消费区和植物处理区，显示出分工协作的原始社会形态。

部分出土核桃、橡子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距今10万至5万年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极为罕见，这一阶段被称为现代人起源研究的“黑暗期”。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首次系统展示了这一关键时段古人类的生存策略与技术发展，为探讨东亚现代人的演化路径提供了直接证据。传统理论认为，非洲早期智人在约6万年前取代了东亚本土古人类，但濛溪河遗址群的技术传统、行为复杂性及测年结果（8万-6万年）表明，东亚古人类在同期已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体系，并非“滞后”或“被取代”的群体。这一发现为“多地演化说”提供了新支持。

文明曙光：从考古发现到全球研究

遗址出土的有机质遗存（如木器、植物种子）为古DNA分析、环境考古等提供了珍贵材料。例如，通过孢粉分析重建了7万年前的植被与气候，揭示古人类如何适应冰期-间冰期的环境波动；木器表面的微痕研究，则还原了工具加工与使用的具体场景。四川省文物局已启动濛溪河遗址群的系统性保护工程，包括现场保护、多学科研究及数字建档。乐至县正规划建设濛溪河考古遗址公园，计划整合70余个遗址点，打造集考古展示、科普教育、生态旅游于一体的文化地标。

濛溪河遗址群的研究已吸引英国、法国等国际团队参与。2024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科院古脊椎所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建立“东亚现代人起源研究联盟”，计划通过跨国合作，进一步揭示遗址的全球意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评价：“濛溪河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其系统性的动植物遗存、复杂行为证据及技术传统，为认识早期人类社会提供了全新维度。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东亚考古史，更将推动全球范围内对现代人起源的重新思考。”

濛溪河遗址群的发现，让7万年前的古人类从模糊的历史剪影中走出，成为有血有肉的“现代人”。他们在濛溪河畔制作工具、采集果实、用火烹饪，甚至用刻划符号记录生活，这些行为不仅是生存的智慧，更是文明的曙光。随着保护与研究的深入，这片土地将继续诉说人类演化的宏大叙事，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根脉提供跨越时空的钥匙。（文、图/肖正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