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已至，树木的浓荫遮蔽了天涯石南街1号陈旧的家属楼。109岁高龄的周仁庆就住这里，过着简单朴素的晚年生活。
浅蓝短袖衬衫、黑色长裤布鞋，周仁庆看起来是个清爽干净的老先生，坐在沙发上，腰杆打得笔直。随着年岁增长，他的反应变得没那么灵敏，但只要听到“税务局”的字眼就能打起七八分的精神。
“快坐，就在这吃饭。”周仁庆一口湖南乡音，热情好客。当视线落在茶几旁那一摞厚厚的书稿上，老人的传奇一生也铺展开来：参与我国第一部涉外税法的起草，参与我国第一次同外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谈判，编著我国第一部《英汉常用税收词汇》，96岁全国出差，106岁仍为《环球税讯》提供译稿……他像个辛勤的园丁，在半个多世纪的税收生涯中，挥动永不停歇的“锄头”，为后来者辟出一条条蹊径，种出一道道林荫。
回溯时间的长河，周仁庆说，从事国际税收工作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只要活一天，就要干一天。”
2018年5月，国地税合并，周仁庆拄着拐杖到四川省税务局大门前留影。
起草个税法，啃下“硬骨头”
“武汉大学是大学不是小学，经济学也是个大系哦。”蝉鸣的午后，老先生用俏皮的语气向我们谈起过往。周仁庆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曾执教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这些履历已足够傲人，但真正使他绽放出生命光辉的，是与税收结缘。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从那时起，一个青年的命运与共和国税收事业紧密相连。1950年，在时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的推荐下，年轻的周仁庆进入西南区税务管理局，奋斗由此启程。
在那里，周仁庆创立了一套被他称为“气象台”的税收分析方法，即定期编写税收计划执行情况并预测下期税收收入制度。这套税收分析范本后来在全国印发，至今仍在使用。为配合对私营经济的改造，周仁庆还负责起草了改进工商税征收的五种办法。
穿过历史的烟云，回到周仁庆简陋的家中，靠窗的书桌前压着泛黄的老相片。在财政部门口，66岁的他眉目含笑，意气风发。那是1979年，周仁庆被借调到财政部，参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及两法实施细则的起草。
彼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敞开，对外经济往来迅速发展。为解决对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的所得征税问题，便于引进人才、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个人所得税制度亟待建立。但这显然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工作难度很大，起草的新税法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达到吸引外资、技术、管理经验的目的，手头却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周仁庆回忆，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他和同事只好多方收集英文、日文税务书刊，籍此寻求“他山之石”的启迪。但要弄懂书中一些外文税收术语的涵义，又是一道难关。
没办法，他不得不从上下文、计算式或对比几个材料中反复思考，一点点地抠，一点点地弄懂。那段时间，周仁庆每天大清早就到财政部，一直要干到晚上10点，直至深夜还辗转难眠。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施行。其中提到，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减除费用800元以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也是如今我国个税免征额的开端。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问周仁庆，这800元是怎么来的。他答：“是根据国外税收计算方式测算出来的。”其实，他不仅参考了40多个国家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方法进行测算，还考虑到当时我国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实际，费用扣除标准比外国的一般标准从宽，因此需要纳税的人很少。
1979年，在财政部工作的周仁庆满怀一腔税收报国志。
谈判显身手，开班育人才
与周仁庆熟识的人说，他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几乎从未有针锋相对的时刻，但早年的税收协定谈判是个例外。
1972年中日建交后，两国税收工作交往日益频繁。双方一致认为，应尽快举行关于签订两国租税协定、投资协定的谈判，商定于1981年初就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问题进行谈判。
当时，日本已同33个国家缔结租税条约，但这对新中国而言，还是第一次。
68岁的周仁庆那时仍在财政部借调，他以专家身份全力投入谈判前的准备：将国际通用的两种税收协定范本（OECD范本与联合国范本）赶译成中文，印成小册子；详细研究日本与此前33个国家缔结租税条约情况，分析其特点；就日本送来的条约草案提出初步建议。
1981年1月底，隆冬的风雪笼罩北京，中日双方的第一回合较量开始。会谈中，日方总体态度良好，但在我方代表谈及设立常设机构一项标准时，日方代表迫不及待插话，声称OECD范本没有这项标准，似乎是我方乱提要求。但事实上，OECD范本偏袒发达国家，联合国范本则反映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考虑到收入来源国的收益，较为公正。
对方话音刚落，周仁庆果断接上了火。他坚定地指出，该项标准虽未载入OECD范本，但在联合国范本中早已明确，并当场拿出联合国范本作证，日方专家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当晚的宴会上，日本副首席代表川俣芳郎为此专门向周仁庆敬酒，表达由衷地钦佩。
周仁庆曾在多个场合谈起这段经历，曾任四川省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处一级调研员的徐鸿清晰地记得他讲述时振奋人心的样子，语调上扬，眼里有光。“周老在那场谈判中表现出的，不仅是专业素养，更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态度。”徐鸿说。
那是1982年，在四川大学英语培训班的课堂上，徐鸿第一次见到周仁庆。“没想到年纪这么大，还知识渊博头脑清晰。”让徐鸿印象很深的是，台上的周老讲课风趣，既讲国际税收，也聊亲身经历，“不是一板一眼，而是随和诙谐。”大家都被他的课吸引，下课还围着他不愿意走。
徐鸿后来得知，办这个培训班是周仁庆提出的，旨在为日益开放的国家培养后继人才。
“当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四川作为内地省份还没有一户外资企业，大家对国际税收一无所知，周老说，四川要先走一步，身处内陆也要与时俱进。”徐鸿回忆道。
1982年，四川面向全省选拔20名税务干部组成培训班，每周教授英语和涉外税收课程，这一举动开全国税务系统之先。今天再来看，这步棋走得极具先见之明，学员们跟着周仁庆从零学起，学成后分散到全省各地，成为涉外业务线上的骨干力量。
原四川省国税局涉外处处长王蓉渝与徐鸿同为培训班学员。他记得，培训班结业次年，四川万县就有了第一家外资企业，此后各地陆续有多家外资入驻，中日出租车在成都满街跑了起来。“如果没有那个班，等外商来大家都是懵的。”徐鸿说。
周仁庆税收工作手稿。
开“世界之窗”，做青年榜样
如果说川大培训班第一次将年轻一代的视野带到国门之外，《环球税讯》则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6年已从四川省税务局退休的周仁庆先是建议局里订阅外文期刊，方便大家了解世界税收动态。“那时单位经费紧张，互联网在四川刚刚起步，订阅杂志还要从香港中转，颇费周折。”王蓉渝说，先是订阅外文期刊，后来周仁庆又提出，局里能不能自办刊物。
为何要“白手起家”自办刊物？周仁庆有自己的坚持：“要把国际税收理论水平提上去，打开窗口看世界，把最新资讯带给全省的税务工作者、理论研究者。”而在徐鸿眼里，这种对新事物的包容，在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上难能可贵。
那时，全省只有4家单位有互联网接口，在周仁庆的建议下，局里花了1.8万元开户，但因上网费用贵，一周只能上4个小时。于是年轻人负责查资料，周仁庆就兼职做翻译。1996年，《环球税讯》正式开办，一年6期。几年后，《环球税讯》愈发成熟，这本刊物也作为资料发往全国其他省市，引发强烈反响。
作为编审的徐鸿记得，每期的杂志周仁庆都要投稿，80多岁的老人戴着眼镜，一笔一划地写。
原四川省国税局涉外处副处长罗骁莉与周老合作做了多年课题，徐鸿描述的一幕在她口中得到印证：“他习惯在方格纸上写作，300字一页的稿纸，每天坚持写，一直写到96岁，镜片很厚了、眼睛实在不行了才请人代笔。”在别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周仁庆退而不休、笔耕不辍，研究课题还与时俱进紧贴实际，这种坚持让罗骁莉肃然起敬。
“我国工商税收制度的改革（提纲）——周仁庆。”眼前这份手稿，因年月的侵蚀生长出许多霉斑，但字迹依然清晰。一个字装在一个格子里，端端正正，字如其人。
“周老的为人和学术造诣一样，经历百年沧桑风雨，仍保持淡泊仁爱。”罗骁莉回忆起一个细节：周仁庆退休后，每天仍来局里上班，包里背着资料和一个大搪瓷碗，一天三顿吃食堂。“周老对生活没有特殊要求，怎么方便怎么安排，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学术上，这是真正的精神富有。”
长期与周仁庆接触的四川省税务局老干部处二级调研员万里春说，周老是他一生中最敬重的老人。1997年，局里组织老同志到青海参观学习，年轻的小万与周仁庆同住一个房间，近距离待了十天。他发现，老人每天按自己的作息，7点就起床锻炼，随后阅览报刊，英日法三种语言的书报随身携带，不管走到哪都要带够“精神食粮”。
不止在那十天，后来相处的点点滴滴更让万里春受益匪浅，虽然没上过一天周仁庆的课，老人却以身作则教会他很多，其中就包括对工作的执着。“干一行爱一行，不管干什么，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获。”万里春说。
周仁庆一生都在学习，封笔后仍未停止思考。天气晴朗的时候，孙媳妇李昭霞会用轮椅推着他，到东风大桥附近的几何书店看书，一待就是一下午。书架上的一排排书目，默默回应着他对国际税收的一往情深，依依难舍。（刘艳婷 万里春）
（实习编辑：李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