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农，为天下之本。中华文明，因农而起，因农而兴，因农而久远。自古以来，乡村不仅承载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秘笈。
乡村振兴是中国千百年以来的期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近代以来无数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梦想。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到21世纪中国全域“乡村振兴”，沿着“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的演进路径，聚焦“乡村现代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谱系。今特刊载知名作家、《晏阳初》作者苗勇梳理的晏阳初乡村建设理念、方法和途径。
晏阳初的“乡建梦”
——晏阳初乡村建设理念、方法和途径
苗勇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作了深入了解，晏阳初在乡村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改善公共卫生等，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狭义上指建设乡村，繁荣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现代化；广义上则指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民族再造”。
为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认为：首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经济的基础在乡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自然是国家的根本问题；其次，中国政治的基础在乡村，只有县、区、乡政府才与农民休戚相关，县长的廉洁与否、区长乡长的好坏（过去县下面还设区），将直接影响到百姓生活，与农民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政治的出路，也必须从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若“农村不清明，四万万人永不能见天日，中国政治将永是黑暗政治”。最后，中国人口大多数在乡村，但是因为以往统治者对中国人的基础在乡村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忽略了农民这股固本强国的雄厚力量，从而导致中国的落后。晏阳初认为，中国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开发乡村中的广大民力，做好固本工作；复兴民族、改造国家，首要是改造乡村和乡村的人。晏阳初用了70多年时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实干硬干，从中国干到世界。
通过对《晏阳初》一书梳理：他的乡村建设理念、方法和路径集中体现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中：
（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深入民间
晏阳初奉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中国号称有四万万之众，但90%以上的人民是贫民、愚民、病民。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强？怎么能富？在这数以万万计的劳苦大众中，有多少勤劳朴实的一般群众，同时也一定有无数英雄志士，有许许多多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实业家，但是由于政治腐败，社会环境不良，经济贫困落后，宝贵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发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为什么会成为样？就是因为我们丢了本，没有从根本上去重视建民、强民、富民工作，本不固，国家自然不会强盛。
晏阳初长期在国外求学，毕业于耶鲁和普林斯顿双料长青藤大学。但在乡村建设中，他反对全盘西化，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建设。他很厌恶的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读书人，跑到欧美去留学，染习西化，回国后俨然一个“西洋人”了，吃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西洋化了。与中国的劳苦大众、平民、农民、苦力，根本就没关系了。还有一批正经读书人，相信文章救国、文章建国，而看不到劳苦大众中蕴藏着无穷的伟力。以上这些人应归之于“民盲”之列。
晏阳初认为，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应带头为中国寻找出路。提出知识分子应回归大众，走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他崇尚“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的精神，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的书斋作风，反对读书人成为脱离农村的一种特殊阶级，主张回归到大众当中，相信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将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瞎子”，两种“盲人”。一种是生活在社会性底层的不识字无知无识的瞎子，叫“文盲”；一种是虽有知识，但处在社会性上层，远离劳苦大众，不了解广大人民疾苦，更看不到人民身上的潜在力量，这种人也叫瞎子。
晏阳初回国后，尽管他已经有了在一战欧洲战场教授劳工识字的经历，但还是身体力行，用了大半年时间，深入到中国19个省份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对当时农情国情进行了深入了解。1926年开辟定县实验区后，他率领平教会全体成员及家属深入到条件艰苦的定县，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在深入实际中树立了他的农村农民观。华东师范大学纪军教授在《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将其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农村的重建必须从教育开始。晏阳初认识到，中国是以农为主的农业大国，最为广大的是农村，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只有将潜藏在民间的巨大人力资源开发出来，促成农村的复兴，民族才有希望。他笃信教育的重大作用，认为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农村，农村的重建必须从教育开始，“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力量，才能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
第二，坚持“民为邦本”的思想。晏阳初重视民众自强在农村改造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民主是有前提的，当“人民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基本力量：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未曾开发出来，如何谈真正的民立呢？” 他提出安定、繁荣和“民立”理想，必须从为人民谋福利的基础入手。“安定，首先是人民的安定，使人民安定，才是社会安定之本”。教育的作用在于启发、培养和加强民众力量，催其觉悟，给其知识和能力，促其自力更生。
第三，农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青年。晏阳初认为：农村教育的对象应涵盖所有农村人口，是全民的教育，但同时又强调区分轻重缓急。他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得出结论，“农村中最需要教育的是农村中的青年，最缺乏教育机会的，也是农村中的青年”“青年有积极创进的勇气，是建设的中坚分子，又是直接生产者。如受到相当的教育，在有经验的成人指导之下，可以使整个社会移动，自动建设”。
第四，实施终身教育。晏阳初关注教育的连续性，强调割裂进行的教育不利于人一生的发展，农村教育必须着眼于整个人生的历程，开展全人生教育，他指出“民众教育一个任务，是对于人之一生都有其适当的教育”“教育的范围应该放宽，时间应该放长，自出生到老死，都在教育活动之中，生活的过程就应该是教育的过程。”
（二）要想“化农民”就必须“农民化”——向平民学习
晏阳初认为，深入民间的目的是为了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人民大众解决问题。要彻底地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当人民的先生，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强调知识分子在与平民结合的时候，要从根本上破除“上智下愚”的传统封建观念。说要想使自己的乡村改造事业取得成功，非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不可，非要向农民学习不可。
晏阳初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国内文化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以及众多留美、留德、留日的海外归来的博士、硕士，放弃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最多时超过500人，“博士下乡”成为美谈。有专家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
用晏阳初自己话说，“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
晏阳初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晏阳初身先士卒地穿起粗布大褂，与农民闲谈之时，他还拿起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夸赞“味道不错”。事实上，他并不抽烟。一位老人还记得，这位城里来的先生还学会用方言跟农民说话。晏阳初和他的同仁散居在农民的土屋里，生活上完全同农民打成一片。
（三）“自力”方能“更生”——激发民力，与农民共同计划共同工作
晏阳初坚信平民是社会改革的主力，认为自然科学需要研究室，社会科学的实验也需要实验室，但这实验室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农村。他的工作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份子要沉下去。在他领导的乡村建设中，首先做的是对平民的启发、教育、宣传工作，让平民树立主人翁意识与从事改革的主动精神。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要使我们所掌握的科学道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能固执已见，不能以为我们有知识，是大学士、大博士，就什么都懂得，一切都正确。他说：“有好多东西我们不懂，或没有真懂，反倒是农村的百姓具有真知灼见”。
二是农民要参与进来。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农村劳动力的培养和开发。他常说：“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提出“建乡须先建民，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人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发自动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架空。”无论教材还是教学，他都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的可接受性。他说：“有些时候，我们的主张尽管正确，也需设法使它变成平民大众自己的主张。这往往需要耐心，而要说服等待，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三是主动性要激发出来。晏阳初认为须先促成平民“自力”，然后才有“更生”的希望。他指出“要达到开发民力的目的，须从整个生活的各个方面下手”，必须灌输知识，增加生产，保卫健康，促进组织，因为知识、生产、健康和组织都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所谓开发民力，就是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晏阳初的自力更生思想和对“民力”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对农村现状的较高认识，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仍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