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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闯市场

发布时间: 2017-01-05 |来源: 人民日报 |  贺林平 |责任编辑: 纪录中国

近年来,虽然纪录片的观众群体在不断扩大,但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纪录片仍被视为属于在电视上观看的免费资源。在不久前落幕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期间,有一批人在做这样一件事——让纪录片走进院线。来自全球的62部纪录片,在12家影院、5个艺文空间和多所高校售票展映,总场次153场,吸引超过4800人次观众到场观影,总体上座率37.38%。

“这个数额和商业大片的票房相比可怜得不值一提,可在纪录片进院线之路上,可谓一大胜利。”广州纪录片节组委会常务办公室副秘书长张鹂坦言。

能进院线就已经是成功

把纪录片推进院线,这不是头一遭。上届广州纪录片节就引入8部国际获奖纪录片,首度尝试影院播放、网上售票的纯商业模式。那也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纪录片进院线。

做纪录片固然离不开情怀,但不能光讲情怀。以市场、交易见长的广州纪录片节,被组委会当成了市场化的“试金石”,从中摸索观众的观影口味和消费偏好,找到纪录片价值实现的合理的商业模式。

对此,组委会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直接找到影院,硬生生地说:“有片,想排片上映。”

 影院觉得很突兀,一问,“什么?纪录片?” 经理当场“蒙圈儿”了:“我们是靠卖票,讲效益的。你这纪录片,卖得动吗?”

一方坚持,一方推脱。来来回回地软磨硬泡之后,影院终于让步,但提出苛刻的条件:片方自掏腰包包场,50元一张票,先买下放映厅七成的座位。剩下的三成如果卖出去了,再两边分成。8部片每部只排一场,而且全部都是上午场。

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把纪录片上映的风险推给了纪录片节的承办方。对此,张鹂和她的团队也能理解。“影院考虑盈亏很正常。”

 接受了这些条件,8部纪录片得以在广州珠江新城上映。票房最高的是《第四公民》,全部160张票只剩下10张,其他场次的上座率都不高。“那次是仓促上阵,没有足够的时间宣传造势,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已经感到满意。”张鹂说。

不过,一算经济账,还是让他们肩头一沉。选的这几部片子,都是国外拍摄的获奖影片,但无论题材还是叙事方式,和国内观众还是有一定距离。加之引进这类影片,版权费用相对也比较高,还要专门组织人员对影片进行字幕翻译,又是一笔费用。算下来,把这8部片拉上院线不仅没赚钱,还亏了十几万元。

当然,纪录片要真正走入市场,必须从培养观众付费观看的习惯做起,初始阶段的亏本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是第一次,能走入院线就已经是成功。

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在总结上一届经验的基础上,组委会调整了战术。早早就启动了选片工作,给即将上映的影片留下了充足的宣传和售票时间。

在选片上,组委会更是用足了心思。上一届一水的国际获奖片,固然都是艺术精品,无奈曲高和寡,难免水土不服。这次,组委会邀请了60多名专业选片人开展全球选片,好看是首要标准,还要注意题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最重要是更接地气,挑选广州观众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

记者注意到,此次上线展映的纪录片,除了国际著名的电影节展的获奖或参展作品,如2016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毕业》、第八十八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奖《贩毒之地》等以外,还有展现国内医疗主题的《人间世》、本土化题材的《恒大足球九(七)班》,以及深受粉丝欢迎的展现孙燕姿、林俊杰等新加坡歌星成名之路的新加坡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此外还有中国的山寨与创新、电商发展、医患关系等,老百姓关注的题材。“我们的展映既是一场惠民活动,让纪录片更接地气,让广州纪录片节与普通民众产生联系,也是一场大型的市场实验,展映了不同类型的纪录片,看看什么样的纪录片,用什么样的形式展映,能引起观众注意,吸引他们购票。”有关负责人表示。

最火爆的还是趁着热度推向大荧幕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一开始组委会心里有些打鼓。毕竟近2000个座位的大放映厅,如果电影上映时空了一大片,怎么说都没面子,为此还安排了相当数量的赠票。出乎意料的是上映第二天,25、35、65元三档400多张票全部卖完,这还不包括故宫方众筹的500张票。为了让观众能够参与进来与剧组主创人员互动,满足深层次的观影需求,提升展映纪录片的附加值,主办方还附加了多场嘉宾导赏、主创交流等活动。《我在故宫修文物》播放完后,主创人员和观众交流到晚上10点半,直到被清场。虽然放映的场次是上一届的20倍,但上座率并没有下降,总观影人数大大增加。虽然仍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但从这些可喜的变化,组委会已经嗅到了纪录片的春天。

“纪录片是好东西,只看你能守多久,坚持多久。”在推动纪录片进院线的路上,每每遇到什么难处,张鹂用这句话为自己打气,为中国的纪录片加油。